我曾是个伴游

我曾是个伴游，我的第一个“约会”对象只有一只脚。

他说冬天公寓太冷，他习惯去澡堂“取暖”，一次在蒸气浴间睡着，躺在热气出口失去知觉，许久等有人发现，左大腿的肉已被蒸熟。

他行动不便，他妈从威斯康辛州来看他，安宁所需要有人载他们去附近走走。如果你不是医生、护士或厨师，伴游是你所能志愿的唯一工作。

这安宁所专收容没有健保的年轻临终病患。

它其实是一间平常的老旧两层大住宅，门口没有任何标示，安宁所要你进出尽量低调，因为邻居并不知情。

即使在这样的破落区，仍没人愿意和死亡为邻。

许多死亡：客厅四床，饭厅两床，楼上每房各两床。

至少半数以上艾滋病，但这里一视同仁。你可以死于任何疾病。

我来此当伴游是因为我的工作。我是汽车厂工人。

整天躺在两百磅重的卡车下安装传动系统，一天八小时二十六辆，我必须手脚迅速及时完成，生产线正慢慢将卡车及车下的我推向数呎外的喷漆烤炉。

我新闻系的大学文凭只能拿到每小时五元工资。同病相怜的不止我一个，我们常自嘲大学文科系至少应教授焊接，厂里的焊工比我们多领两元。

在这样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下，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受邀请参加教堂聚会。

教堂入口有棵奉献树，缀满纸饰，每个纸饰求一个善行。

我的写着：跟个安宁所病患约会。

“约会”真是纸上用语，后面还附个电话号码。

我带单腿男子及他妈走遍附近观光点，市中心购物区、海滩、摩特诺玛瀑布，他的轮椅折放在我汽车的行李箱。

他母亲吸着烟，沉默。儿子三十岁，她有两周假期。

晚上我载她回高速公路旁的廉价小旅馆，她坐在引擎盖上抽烟，说起她儿子。

她的叙述已经用过去式了。

他从小弹钢琴。他的大学文凭是音乐，后来却在商场当展示员弹奏电子琴。

这些是情感干涸后的呓语。

两周后母亲走了，再三个月，儿子也走了。

之后，我载癌症病患去跟大海道别；载艾滋病患上胡德山，看这世界最后一眼。

我坐在病榻，监视器每隔五到十秒哔叫一声，将吗啡注入病患。

护士教我如何辨识死亡到来的迹象，当肾功能衰竭到肺脏进水，病人开始无意识地喘气挣扎，双眼翻白，突出。

数个小时你握着他们冰冷的手，等下一伴游来接替，或者等到没有必要。

当他们已抵达终点，不再需要伴游。

那单腿男子的母亲从威斯康辛寄来一条她亲手织的毛线毯，紫红交错的鲜艳图案。另一母亲或祖母寄来另一蓝绿白织毯。

渐渐沙发上堆满各色图案织毯，每条一个死去的儿子或女儿，一个破灭的希望。直到一天室友问我能否将这些毯子存放到阁楼。

我的第一个伴游，那单腿男子，在丧失意识前他求我去他的旧公寓。

衣橱里有一抽屉成人玩意儿，他希望他母亲可以不必面对。

于是我去了，小小的单间公寓，尘封了几个月，像个千年墓穴。静静等待。

衣橱里的杂志性玩只让我感到悲哀欲泪。

那一年我二十五岁。第二天回到卡车下，我突然非常惊叹自己健壮有力的四肢。

我的人生不再是个失败，它彷佛一个才将盛放的奇迹。

（注）译写自Escort by Chuck Palahniuk